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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制度紅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日期:2019/7/25 20:30:10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 郭金興 點擊數: [ 字體: ]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導讀:
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二戰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衆多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雖然一度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始終囿于中等收入階段,未能跨越高收入門檻而邁進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一現象被概括為“中等收入陷阱”。...

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二戰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衆多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雖然一度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始終囿于中等收入階段,未能跨越高收入門檻而邁進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一現象被概括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标準,中國已經于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此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增長由高速轉為中高速,這激發了學術界對于中國是否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學者們從資本收益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地區發展失衡、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薄弱等角度,分析了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挑戰。研究表明,制度是決定一國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的根本原因。通過發掘制度紅利,為經濟增長注入新活力,可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重要保障。

制度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按照諾斯的定義,制度是指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之間互動關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按照一般的經濟理論,經濟增長表現為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這依靠的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以及廣義的技術進步,即由各種因素導緻的經濟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存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持續的增長隻能依賴于由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無論要素投入還是技術進步,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的速度與方向是由經濟主體所面臨的激勵和約束所決定的,而這些激勵和約束本質上是由這一經濟體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與制度直接相關。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國的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均會發生明顯變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使中等收入經濟體原有的低端制造業喪失了成本優勢,面臨低收入國家的激烈競争;同時在向産業鍊和價值鍊高端攀升的過程中,又面臨掌握大量專利和先進技術的高收入國家的擠壓。因此,必須通過技術提升和産業升級來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随着收入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後發優勢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技術進步的來源由資源的重新配置轉向創新,技術進步的類型由以學習和模仿為主的适應性創新轉向以原創為主的自主創新。産業升級與技術進步模式的轉變是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但這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實現的,既需要廣泛的軟硬件基礎設施與公共産品的支撐,如道路通信、教育醫療、法律制度和統一規範的市場等,也需要解決由于結構調整出現的社會問題,如收入不均、地區失衡、貿易摩擦和貧困失業等。一國隻有具備适宜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才可能滿足上述條件,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制度恰恰是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短闆,正是糟糕的制度質量使一些中等收入經濟體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制度質量是指由制度所設定的規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适當的激勵與約束,以抑制各類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其所面臨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整體的成本收益相符合。在實踐中,一些研究機構設置了不同的指标,收集各國的主客觀數據資料,将制度質量予以量化。經驗證明,很多發展中國家可以憑借某種特殊的有利條件來實現經濟起飛,如擁有某種自然資源、有利的貿易條件或國際環境、國際資本的流入。然而一旦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當這些有利條件發生變化或者不足以支撐持續的經濟增長時,相應國家往往出現經濟停滞,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從而落入“陷阱”之中。隻有少數制度質量較高的中等收入經濟體,通過制度和政策的不斷調整,解決或者緩解了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出現的各類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成為為數不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範例。

切實提升制度的适應性效率

随着收入水平的變化,一國産業結構、技術類型、增長方式,以及與之相适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和相伴而來的社會問題都會不斷發生變化。這也是為何在經濟起飛階段曾經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戰略,在中等收入階段有可能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并沒有适用于不同發展階段和曆史背景的一成不變的“完美”制度。相反,因為要解決的問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隻有與本國發展階段相适應并具有較強彈性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率和适宜的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提升制度的适應性效率,需要從兩個維度入手,即國家能力和法治水平,諾斯将之概括為“國家的兩難”。一方面,隻有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才能有效提供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産品,包括穩定的社會秩序,産權的界定、保護與實施,這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法治水平,為國家和政府正确發揮其職能确立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規則和程序。在需要解決的經濟社會矛盾、沖突和問題發生變化時,可以依據這些規則和程序對國家和政府職能進行适當的調整,以強大的國家能力作為保障,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從而體現制度的适應性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數原發性資本主義國家,國家能力的增強和法治水平的提升通常處于同一曆史過程。因此,經濟學家往往隻注重法治水平的提高對長期發展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而對國家能力在發展中的作用多有質疑。但是,從發展中國家特别是東亞國家的經驗來看,強大的國家能力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對目前處于低收入水平的衆多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國家仍有借鑒意義。當然,也應當看到,在很多中等收入國家,法治水平的滞後導緻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教訓也是極為慘痛的。

深入發掘制度紅利

在不同的曆史階段,由于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口紅利和由于後發優勢帶來的技術紅利,都為支撐我國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内,制度紅利也将扮演這一角色。

一系列測度經濟社會制度狀況的數據表明,40多年來我國制度質量大幅提升,但與發達國家和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東亞經濟體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以世界銀行2017年編制的“世界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為例,在173個經濟體中,我國總體評分排名第100位,大緻與東南亞的越南、非洲的摩洛哥和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處于相近的水平。在六項分項指标中,中國在代表國家能力的政府效率和規制質量方面評分較高,但在代表法治水平的指标方面評分較低。因此,提升法治水平對我國整體制度質量的提高有重要意義。

此外,從各國經驗來看,以下幾個方面也有利于促進制度質量的提升。一是形成對憲法的普遍遵從。憲法規定一國的根本制度,是其他制度确立與改變的根本規則。全體社會成員對憲法的尊重與服從,使制度的運行與改進有據可依,從而提高制度因時而變的适應性效率。二是頂層設計與社會公衆廣泛參與有效結合。制度是對所有主體行為的規範,涉及所有主體的切身利益,因此有效的制度變遷不僅需要決策層的引導與推動,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使公衆的利益與意見得以體現。三是實現更為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更為公平的分配狀況有助于形成促進制度改善的社會環境。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中國經濟重大問題理論争論”(63182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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